作者 | 懒人
编辑 | 赖捷
8月8日下午,北京798园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单元“未来导演扶持计划”颁奖现场。
导演孔德飞(KK不设限,以下简称KK)和制片康瑶(KIKI)坐在台下,一路等到了最后。AI专属荣誉颁完了,没有他们。最佳导演宣布,也不是。
只剩最重磅的压轴——最佳短片。
16部入围作品里,8部实拍、8部AI,一起评。KK认定,压轴的最佳短片会给实拍导演。
一直在旁边举着手机录制的KK老婆,此时站起来去了卫生间。她觉得没戏了。
她前脚刚走,台上念出了获奖短片《莽古斯》。后来她说,那会儿是躲去卫生间哭了。
“当时我都震惊了。”KK说。
他没想到,这部片子成了一部与实拍短片同台竞争、并拿下压轴荣誉的AI短片。
《莽古斯》是一部黑白木刻风格的动画短片,前后历时一个半月,全流程在CapCut完成,大量镜头在CapCut Video Studio里用Seedance生成。
评委给出的理由是:“不是只有实拍短片才配得最佳短片,AI本身就是一个工具,跟摄像机一样。只要能够做出好的故事,整个片子的叙事节奏、审美都到位的情况下,它就有资格去获得最佳短片”。他希望这次AI跟传统短片的同台竞争能让大家知道:只要你内容做得好,就算是AI短片,也一样有机会拿到最佳短片。
KK参加过很多电影节,几乎无一例外,AI作品都被单独划进一个竞赛组。“以前各个电影节,其实都是把AI单元区别对待的——AI影片甚至连跟传统影片同台竞技的机会都没有,是没有资格去竞技的。”
KK觉得这是一个开端:“可能明年海内外的电影节,也会在短片传统赛道里接纳AI。”
拿奖的这批人,没一个来自大剧组
拿下百花奖之前,KK已经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AI电影单元拿过最佳叙事短片。和他一起在各种奖项名单上出现的AI华人作者,还有另外几拨。
美术和导演出身的MetaAI成员栗艺菲与包正,凭借聚焦海洋塑料污染的《Plastic Erosion》,拿下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AI for Good Film Festival2026全球总冠军,2026年7月在日内瓦颁出。这是该赛事历史上首个获得最高奖的中国创作团队。
戏剧影视文学出身的编剧、导演山音,20天做完7分钟的《TANGO》,这个剧本他写了两年,因为成本一直拍不出来。还有他的黑色幽默短片《阿明的一天》,在Video Studio从剧本构思到成片只花了3天,做完上一个镜头再决定下一个。
还在念大二的昊憧,和同学两个人独立做完了《Rundown 不要停》,用AI讲一个关于实拍剧组的嵌套叙事故事。这部片子是为了参加CapCut的CRE[AI]TE大赛赶出来的,最后十天冲刺,老家台风停电断网,搭档又赶上流感,他几乎是最后一个交稿的。
这些人没有一个来自传统影视工业体系里的大剧组,但都把一部完整的片子做了出来。这件事几年前还不敢想。
按山音的话来说,一个行业越成熟,进入行业的门槛就越高。按老路子走,等他站上展映会,“已经40多岁甚至50岁了,我觉得我的青春、创作欲最蓬勃的时候就被浪费了。”
让他不必再等到四十岁的,是这几年工具的变化。这批片子几乎都在同一个地方完成:CapCut的Video Studio,过去散在好几个软件里的活:想创意、定分镜、生成镜头、配声音、剪片子,如今在同一个网页里就能完成。
这批创作者常年泡在海外社媒,哪个模型上线了、谁又在用什么工具,这类消息大多先出现在海外平台,他们看到得早,也就用得早。
这件事的价值,经历过之前那套流程的人更有感触。栗艺菲入行早,那时候不同的模型开在不同的网页里,电脑卡得厉害,每挪一步都要先下载再上传,画质一路损失,硬盘里堆满用不上的素材,等到真要剪片子,反而什么都找不到。
她拿电影行业的老规矩打了个比方:过去剧组把分镜钉在墙上,所有人围着那堵墙开会、围读;对她来说,这块画布就是那堵墙。
她是科班出身,知道一部片子该按什么顺序做。山音恰恰相反,他没有受过分镜训练,也不习惯先把一切写清楚再动手,“在哲学上,我觉得它非常贴合我的创作直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能用同一个工具把片子做完。
莽古斯CapCut Video Studio制作界面
真正难的不是单个镜头,是把它们变成一部片子
现在生成一个好看的镜头,已经不太难了。难的是后面的过程:几十条各自好看的镜头,怎么变成同一部片子。
栗艺菲和包正碰到的第一道坎就在这里。每条素材都是AI单独生成的,单看都完整好看,放到一起就不像同一部片子——前一个镜头偏暖,后一个偏冷,人物的状态也可能突然变了。这种毛病单看一条永远看不出来,非得排在一起才认得出。
她现在不必等到片子拼起来才发现问题,“我甚至都不用专门打开剪辑工具,在我的这个画布里,我就能看到问题所在,我也能改。”
在CapCut Video Studio快速预览分镜
无敌星橙的程冬林碰到的是另一个难题。AI生成有个让人头疼的地方:同样一句要求,交给它五次,可能得到五个完全不同的样子,挑出来的镜头彼此又对不上。《除怨师》约九成素材在Video Studio生成,他发现这五条之间只差角度和节奏,大方向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在别的画布平台我没感受到的。”只有生成出来的片段足够稳定,才谈得上剪辑。
CapCut Video Studio Skill库
片子如果做得更长,还会遇到更大麻烦。KK做的是为期一个半月、多达几百个镜头的项目,他在意的是工具还记不记得前面给过的指令,“工具得记得上一个镜头里的人是谁、场景长什么样,不然得每次都把它当全新的东西从头来。”
这是做长片时每天都要付的成本。他打过一个比方:过去每开一个新镜头,都像重新跟一个陌生人交代一遍剧情——这人是谁、在哪儿、上一场发生了什么。素材还得先剪短才能拿来参考,花的钱也更多。现在他只要说一句“接着上一段剧情往下做”。
在CapCut Video Studio一键延续剧情
“ID10T_42”和“百密”是另外两位用CapCut的作者,一个学人类学出身,一个是传统影视拍摄出身,两人搭档,一周就做出了一部10分钟的短片,全网爆火,评论区里不少人把它比作华人自己的“人类清除计划”。
AI短片《Kill All Idiots》
这条片子里有一场调度很复杂的戏:三个小孩和机器人进入同一空间。这种戏在实拍里,要靠导演、摄影和灯光反复打磨,换成AI,就得把镜头怎么走、光从哪来、人站在哪儿全写进文字里。“百密”估算,全靠自己写大概要耗一天;改成把想法说出来、由agent去延展写完,两个小时就能拿到能用的结果。
但也有很多问题暂时没有工具能解决。比如,KK就很希望以后agent能帮他识别两个镜头之间还缺什么,“我太熟自己的故事了,看文本时会自动脑补,但第一次看的观众看不懂。”
如何生成镜头,已经不是这批创作者最大的问题;但如何把几十条镜头变成同一部作品,仍然要靠人自己判断。山音说,工具帮他省下的正是这部分精力,“让我离那些跟创作没关系的事远一点”,不必再把大量时间花在“做出来”上,可以更专注于“讲什么”。
片子做完之后,他们怎么被世界看见
片子做出来,能不能被更多人看见是另一回事。对华人创作者来说,过去一直有些隐形的门槛。
KK曾把另一部作品《南瓜》送去海外参赛,这是一部关于贪婪与规则的黑色寓言,灵感来自他做的一个梦。结果,所有评审和观众都认定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故事改编的。
“他们一直问我,这是改编自一个中国的传统故事吗?”KK说,“我说不是,中国没有南瓜这个故事。”但观众的留言依然写的是“来自神秘东方的人性寓言故事”。
KK曾经总结,那些能在国际上走出来的华人AI作品,往往带着文化符号意义,才更容易被学院派评审记住。但现在他没有刻意迎合任何对东方的刻板想象,只是把自己梦里的故事表达出来,反而被更多人看见了。
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无敌星橙团队身上。他们之前做的片子也被问过,为什么作品里不说英语或者法语。
程冬林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我们不会有母语羞耻,也不会为了符合某些市场的偏好去改。这个男孩是一个华人男孩,凭什么不能说中文?”
或许,创作者只有更多走出去,用更多的作品,才能弥合这些误解。
山音觉得这代人赶上了一个窗口期,“我们创作者第一次有机会来定义一种新的影像语言。”
这也是栗艺菲最看重的事。在她看来,AI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影视时代全球华人创作者话语权的缺失”。
过去这道门要靠创作者自己一扇一扇去敲。片子做完,投哪个电影节、找谁看、怎么把片源和字幕递到对的人手里,全得自己摸索,语言和人脉都是关卡,多数人递出去就没了回音。
现在这条路上有了同行的人。CapCut这些年一直在把创作者的片子带到更大的舞台,电影节、行业活动、自己办的创作者大会,都会腾出场次放这些作品,配好字幕,放完请作者上台发言。台下坐的是全球同行和媒体——这样的场合,一个没有公司、没有发行渠道的人过去很难进入。
但归根结底,这个时代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就像KK说的那样,“我作为一个观众,我不care你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拍的,我也不管你是不是用AI生成的,但我要保证的就是:我花了钱买了票,我看到的故事是好的,画面是精美的。观众不会看下蛋的鸡是哪只,只关心蛋,那蛋就是我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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