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百通的中医底层逻辑：自身免疫病的中医认识

以赤子之心，育非常之才

“吟咏新年” 2026年第一场诗词雅集

胥荣东《素问讲解》书稿： 近年来，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中为何涌现出众多杰出人才？比如王永炎院士，他是我的老师，他的临床诊疗水平高超，在中医脑病学等领域贡献卓著；苗思温老师，他曾与我在日本共事一年有余，那段经历成为我中医学习的重要转折点，诸多理论与临床难题在他的指导下迎刃而解，苗老师涉猎广泛，涉足过内科、针灸领域，曾担任中日友好医院按摩科主任；针灸专家王居易老师也是我的老师，非典期间，我与他一同在北京藏医院出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还有著名肿瘤专家李岩先生，曾是我的领导，给予我诸多专业上的指引。 深入探究后我发现，核心原因在于北中医第一届学生没有正规教材，主要依靠跟师学习，这种模式让他们打下了坚实的临床根基。这一感悟也与我自身的学习经历高度契合，我的中医知识大多源于社会上的各位恩师。我有幸成为多种针法的第二代传人，如贺普仁先生“三通法”、师怀堂先生“新九针”、焦顺发先生头针，同时也从卢鼎厚老师那里学习毫针斜刺治疗骨骼肌损伤之法，而卢老师的这一技法又源自民间医生。按摩方面，我师从王玉芳老师学习宫廷按摩，后又向师兄张宝琛先生请教，早在大学期间便掌握了经筋病的治疗技能，只是当时尚未上升到经筋病的理论层面。 回顾多年的学习与从医经历，我愈发觉得当下中医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大学期间，学生仅是学习基础理论，而像《中医内科学》这类教材，又会限制学生思维，比如教材里将腰痛简单划分为四个类型，学生以后只要见到腰痛，就只能想到这四个类型，很难跳出这种束缚，这种固化分类严重束缚了学生的临床思维。除了学生，老师也受到严重束缚，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为本科生及研究生授课十余年，曾遇到过极为刻板的教学要求，甚至规定每5分钟、10分钟的授课内容，完全限制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性，这样的教学模式比八股文还要僵化，难以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 中医源于农业文明，《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而如今城市中成长的人们，难以体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也难以理解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这成为学习中医的一大障碍。 我出生于河北省宽城县燕子峪公社大队第五生产队，我们的村子地处滦河河畔、长城喜峰口上游十余公里处。当时大队里，第一二小队都姓郝，第三小队姓赵，四五六七小队都姓胥，四五六小队叫做贾家崦村，七小队为暖河塘庄，胥姓在当地是个大家族。年少时，我性格不羁，不喜埋头农活，偏爱下河摸鱼、上山逮鸟。曾在滦河渡口摆渡，工作闲暇便捕鱼，夜晚也常去叉鱼，这让我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得以补充蛋白质，为大脑发育和后续学习创造了良好条件。我在捕鱼方面颇具天赋，能精准判断鱼群位置并掌握捕获技巧。此外，上小学前我就常上山采药，既补贴家用，也为日后的中医学习积累了辨识药材的基础。 胥氏祖籍山东济南，明初至唐山北胥各庄，嘉靖末年至迁西滦阳罗家堡子，乾隆八年至贾家安村。字辈：文O国O万 永殿景俊荣，树林长青有，兴旺志宝森，思宗云泽传（O为单字名），（始祖：胥文明、胥文英）。《胥氏家谱》胥树福、胥树强主修，在普收录1058人。清乾隆8年（公元1743年），胥氏先祖逃难，路过一线天（后来叫做大岭梁），时天色已暗，感觉两山相夹，似有闭合之感，遂跪地祷告：若山神有灵，放我生路，来日定修庙塑佛。夜宿滦河南岸山脚下。次日晨起，见山青水秀，风水宜人，遂定居于滦河北岸。遂将此山名作：夹夹崦，这就是贾家崦村的由来，目前简化书写为贾家安村。崦，读作yān，古代指太阳落山的地方，但我们家乡都读ān。其意源自崦嵫，为山名，古代指太阳落下的地方。如《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可见胥氏祖先文化水平之高。滦，读作luán，但以前滦河两岸的人都读lán。 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贾家崦村先祖由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滦阳镇，至现在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独石沟乡贾家安村，定居在暖河塘庄，后家族发展壮大，一部分胥氏宗族迁至上地庄，与先前迁至此地的郝姓一族接临，形成由东到西：老郝家、老赵家、上地、暖河塘组成现在贾家崦村，1975年10月，修建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滦河蓄水，胥氏一族响应国家号召，部分胥氏宗族迁至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宽城县的唐杖子、木匠屯、大块地、瓜蒲、山后、北河沿等地。1999年，与唐山市协商，接收二次搬迁，迁安、滦县、丰润、丰南、乐亭、承德县六沟镇胥杖子、承德县六沟镇葛杖子（西山嘴公社）等均有胥氏宗族迁入。历经270余年，到2016年，贾家崦村仅留下胥氏宗族10户30余口人。 日寇侵华期间，著名的暖河塘惨案就发生在我的老家，1941年4月2日，冀东抗日武装何子桥部在暖河塘上游（暖河塘村北面翻过山的地方，滦河在这里呈字形）截击了由七八十日军武装押送的货船。据我叔叔胥俊忠叙述，日军失利后气急败坏，于下午三四时从我们村子北面路过，进犯暖河塘村。当看见鬼子要进村，暖河塘先辈们让妇女孩子先逃走，那些青壮年赤手空拳的留下阻击日军，所以妇女跟这个孩子侥幸逃逃到山里，避免了屠村。鬼子堵住了帮助八路军作战的16名男性村民，将他们带到村中空地里，强迫他们排成两行，并迎面架起机枪。两个日军恶狠狠地先把胥景孝拉出来，吼叫：“八路的哪里去了?”胥景孝愤怒地回答：“不知道！”话音刚落，另一个日军端起刺刀，猛刺他的后背。胥景孝强忍剧痛，扭身夺过刺刀，可惜不会开枪。一群日军一齐扑上来，连捅胥景孝七刀，胥景孝倒地牺牲。接着日军又逼问其他人八路的下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日军无计可施，端起蘸过凉水的刺刀扑了过去，刹时，前排的七八名村民倒在血泊里。紧接着一阵枪响，后排的村民也随着枪声倒下。日军向倒在地上的人堆里一阵乱刺，尔后，搬来柴草放在人堆上放火焚尸。胥俊海、胥殿有、胥殿付、李永朝四人虽身受重伤，但仍忍痛在浓烟的掩护下爬出火堆向南边滦河方向跑去。日军发现后向他们猛烈射击，其中只有胥殿付一人侥幸活下来，其余三人均因伤势过重死去，临走又将全村50多间房子全部点着。暖河塘当时共有17户人家，这次惨案却有15户男人被杀光，该村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庄”。当年胥殿付老人，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声泪俱下的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初中两年，还有高中的半年，除了节假日，每天要渡过滦河，走这个大岭梁，翻过去，到那边再过滦河。然后就到这个燕子峪公社，那里有初中和高中，早晨去晚上回来。这个照片那个箭头的地方，从那上山翻过这个大岭梁。估计当年胥氏祖先到这儿，他感觉两山要夹住了，因为那个大岭梁像斧子劈开山一样，它不是直的。尤其天快黑的时候，从那个梁上往下走的话，越走感觉越黑，而且看不见外边儿的光线，就像这两个山要合上一样，人第一次到这儿肯定会恐惧。我们在大岭梁最高处的南面见过那个庙的遗址，估计是那个60年代破四旧给扒了，而且那个梁上边儿正中间有一棵特别大的榆树，大概需要两个人合抱，长在岩石间，几乎没有土壤，很奇特。后来等到水库蓄水以后，不知谁给砍掉了，特别可惜。实际上，树里边儿是空的，没法作为木材。 我的启蒙教育离不开两位重要的人：我的四姑父，我管他叫“老姑父”，他曾在外教书，因生活困难返乡，他多才多艺，会音乐、会打乒乓球，为我打开了认知世界的窗口。我父亲胥俊朝也是老师，在外地中学任教，家中藏书颇丰，我很小便读过高尔基的作品，也知道遥远的好望角，还听过广播里的小说《万山红遍》，年少的我虽似懂非懂，却也因此没有囿于乡村的闭塞。 初中时我到燕子峪公社上学，遇到过两位截然不同的数学老师：第一位赵的数学老师课教得好，还和我一样喜欢打乒乓球，常常夸赞我，那时我对学习充满兴趣；后来换了一位新的数学老师，尽管他课教得不错，我却莫名没了学习的劲头，上课总犯困，课后请教问题还会惹他不快。到了高一，上半年依旧在公社就读，但当时师资薄弱，一篇鲁迅的文章，我照着父亲给的老师用备课教材直接抄写段落大意，自认为能得90到100分，结果老师只给了60分，因为老师没有备课教材。这件事让我心生沮丧，甚至写信给父亲说不想上学，想回老家种地。好在父亲的同事，时任县中医医院院长的老中医孟广书建议父亲将我转到宽城中学。到了宽城中学，教务处长陈天明老师因我高一没学过物理，本想把我分到慢班，又碍于父亲在卫生局工作，最终将我分到中班。老师大多毕业于河北大学，讲课生动有趣，使我重新燃起了学习的热情。一篇韩愈的《劝学》，我连“蚓无爪牙之利”的“蚓”字少了虫字旁都没搞懂，勉强翻译后，老师却给了不低的分数。一次物理考试，一道关于热值的题目，全班只有我全做对了，老师公开表扬我。这些小小的鼓励，让我越发努力。高二时全县统考，我的成绩在四个班中名列前茅，被调剂到快班。高考前夕，家里正在盖房子，我一边看守工地防贼，一边复习。当时有同学的舅舅在北京海淀，给我们带来一些考前的模拟题，我们做得不错，老师说这样的成绩高考肯定没问题。最终我发挥出色，考了全县理科第一名，现在想来，多少有些幸运的成分。高中我只读了两年半，当时正赶上教育改革，我还在全县数理化竞赛中获奖，化学拿到了承德地区的奖项，可高考时化学题太难，我还是没能及格。我学医，完全是父亲的决定。父亲原本在中学教书，为了孝敬爷爷奶奶，他把细粮都带回家，自己营养不良患上肺结核，上课咳血，领导体恤他，便安排他到医院当会计，后来他又任宽城县卫生局副局长。在医院工作时，父亲常带着大夫们回我老家给乡亲看病。有一次我小时候得过麦粒肿，大夫要给我耳尖放血，我吓得躲进玉米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阴影，以至于高考前和同学聊志愿时，我说学什么也不学医。但父亲劝我，说农村缺医少药，当大夫好，还想让我学妇科，我没听，毕业后最终选了针灸专业。父亲还喜欢收集偏方，有的老乡吃了他给的方子，治好了不孕症，他在老家和县城口碑极好，是个乐于助人的人，只是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爱吃甜食，后来果然患上了糖尿病。我劝他站桩养生，他却不信，他就像儒家笔下的君子，凡事都为别人着想，家里的钱常接济经济困难的亲戚。 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日子，因为父亲不在身边，即便身处家族聚居的小队，我也隐隐有种被排斥、被轻度歧视的感觉，这让我的性格里多了几分叛逆。这种叛逆，反倒为我后来学医、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就像毛主席说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对任何理论都不会盲从，总要亲自验证、考据。 小时候捕鱼的经历，也和我的中医之路有着奇妙的关联。摸鱼、钓鱼、用炸药炸鱼、用粘网粘鱼，这些逮鱼的法子我都试过。有一次用粘网在河岔子里捕了四五十斤鱼，还是爷爷帮我背回家的。现在想来，对自然的了解与探索，何尝不是一种学习？这种对自然规律的感知力，为我后来学习中医打下了基础。我在上大学时，算得上是个幼稚的人，现在也差不多。实习时女同学聊天，我想凑过去听，她们总会用一种觉得我啥都不懂的语气对待我。同学间的各种感情纠葛，我更是一无所知。但这种幼稚，却让我能心无旁骛地治学、练习大成拳。当时有同学说，分配到基层更利于临床能力的提升，我差点就信了，好在父亲提醒我，留在大城市更好。 后来我到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实习，科主任高洪宝老师的一次会诊，让我见识到了针灸的神奇。那天高老师外出会诊，我自然而然地端着消毒好的针灸盒跟在他身后，他还觉得奇怪，说别的学生都坐在那里不动，你为啥跟着，我说在农村，尊敬老师、帮老师做事是很自然的事。那次会诊的病人是一位老大夫，患了癃闭，尿不出来。高老师扎针后，我又给病人艾灸至阴穴，没过多久，病人就顺利排尿了。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位50多岁的老大夫，身边有个很小的女孩，我起初以为是他孙女，高老师却说，老大夫多年不孕，是他用针灸给治好的。高老师也练功，而且功力很深，只是后来他不敢再练了，怕练过头出问题。他还自豪地跟我说，自己认识大成拳王选杰先生的一位徒弟，这话让我印象很深。前几天，大二时教我们《伤寒论》的郝万山老师找我，我们加上了微信。我说要给他寄我的书《拳道中枢 大成拳》，郝老师说他知道大成拳，知道王芗斋先生，还知道王选杰先生，甚至能说出王选杰先生曾经的住处。因为当时北中医有个叫李晓明的老师也练大成拳，没想到郝万山老师这样的名医，居然对大成拳这么了解，足见王选杰先生的影响力。第二张照片为我的父亲胥俊朝。后面四张照片·为我老家后山的草药，你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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