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巴伦卡：奖杯的背后，是热爱与每天的自律

Hidden Brain的播客How Our Brains Learn的第一部分，嘉宾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讨论怎么样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有参与感（be engaged). 她提到关键的一点是“超越式思考”（transcendent thinking），即教学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事实层面，而应该从眼前的事实出发，联结自我经历、价值与更大的社会伦理与制度层面，形成“这与我、与世界有什么关系”的意义（这是第一部分的总结链接：http://t.cn/AXPV0WDT 在第二部分，她指出：在 AI 能快速处理和记忆无数信息/事实的今天，如果教育依旧只是“知识的搬运”和“信息的灌输”，那么机器会比人更擅长。所以，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是：把零散的事实联系起来，放入个人与社会的脉络中，结合价值观去判断“该如何行动”。这也是 transcendent thinking（超越式思考） 的价值所在。 有两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 案例一：代数课堂里的“社区财务规划师” 在洛杉矶的一间 Algebra II 教室，这位代数老师没有让学生只做抽象的练习题，而是把他们“聘请”为社区家庭的财务规划师。一个学期里，学生们要与真实家庭合作，收集他们的收入、支出，以及未来的目标——比如买房，或为孩子的大学积攒学费。随后，学生们用 Algebra II 学到的知识来计算例如买房的长期成本，教育储蓄需要的额度等。最后，他们把分析结果整理成报告，郑重地交还给这些家庭，作为财务规划参考。 这些青少年第一次感到：数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能改变别人生活质量的工具。这种“把学科知识转化为社会责任”的体验，正是超越式思考的体现。 案例二：女儿在丹麦的 Efterskole 嘉宾的女儿在十年级时去了丹麦的一所 Efterskole。这类学校汇聚来自全国的青少年，大家因为共同兴趣（体育、艺术、音乐、社会学科等）聚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一年。 她女儿所在的学校聚焦于 “社会学/公民教育”，主题是：如何理解自己作为一个丹麦公民在历史中的位置。老师们带领学生学习历史、科学、户外技能，同时不断追问：“作为未来的公民，你们要如何回应社会的重大议题？” 她女儿入学那一年，正值特朗普当选后不久，欧洲正经历叙利亚难民危机。学校没有只停留在课堂讲授，而是让全校 140 名学生和老师一起坐大巴，驱车 17 小时去波兰克拉科夫，在那里花一周时间深入学习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丹麦人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回来后，老师引导学生思考：“从这段历史中你们学到什么？面对当今欧洲的难民危机，你们将如何理解并应对？你们是 17 岁的年轻人，这是你们的世界，很快就会由你们来承担治理的责任，你们要如何定位自己？” 她女儿说，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分数来提醒她“我做得对不对”，她必须自己决定：我为什么学？我学到了什么？这是她最艰难的一年，但也是最难忘的一年。她说：虽然没有成绩单和评分标准，但却是我做过的最难的学术任务。 最终，她认识到，学习的真正目标，不是为了拿分数证明“我行”，而是为了在真实的社会问题中，塑造“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的想法]: 教育工作者可能不难发现，上面的这些例子不就是教育实践中的 task-based learning (TBLT)、inquiry-based learning (IBL)？确实是。我们说”万变不离其宗“，教育方式千变万化，新的教育模式花样百出，但我觉得好的教育的“宗”，还真就是 transcendent thinking，调动学习者的主体性，建立知识和我，和世界的联系。 实践中很难做，但看看理想的愿景和努力的方向，还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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