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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烈日的熊火，迎接2026：是不是来年我也红红火火😎😎😎

1979年，当汽车兵的我参加对越反击战，执行任务时遇见一重庆女兵 1978年2月，武汉军区陆军54军某部到我们县来征兵。全县的征兵名额100人左右，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所以竞争很激烈。 因为母亲当赤脚医生的缘故，在大队乃至公社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也沾了光，通过了初选，得到了体检的机会。我参军过程比较顺利，不像许多战友所经历的那么曲折。 3月4日，我们100多号新兵，齐聚县里的大礼堂。人武部领导，接兵部队的首长陆续慷慨陈词，我们穿着崭新的北方部队军装（没有佩发帽徽领章），背着背包在底下听得热血上涌。 讲完话后，我们排好队，奔赴旬阳火车站，乘坐闷罐车先到武汉集合。在黄浦路兵站等待了一天时间，次日我们又乘坐铁皮闷罐车，乘坐了接近20个小时，抵达了河南新乡火车站南货场。 这时候下去了一批人，我在车上又熬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安阳火车站。这里是我们162师的师部所在，我又坐上接兵的解放大卡车，在安阳城里绕来绕去，最后到了一座军营，这里是我服役的炮兵团所在地。 因为这一次是春季征兵，时间紧迫，团里便没有成立新兵营，原则上是谁接的兵就带到所在的老兵连队。我们是二营的新兵，还未安顿下来，四连连长就闹起了意见，要求全营打乱，按照高矮个头重新分。 我们新兵就跟提线木偶一样，上面咋说我们就咋办，最后我被分到了营部的汽车班。 凭借着韧劲和老兵们的细心指导，我很快就掌握了驾驶技术，还学会了野战抢修。七月份我去师部的司训大队培训学习，拿到驾照后还没捂热乎，部队里就开始弥漫着要打仗的气氛。 1979年1月2日，第54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部队开始进行思想动员，组织临战应急训练。在这种紧张氛围下，2月12日，我们接到了向广西机动的指令。2月19日，在自卫反击战打响的第三天，162师从水口关出境进入越南，加入了对越作战的行列。 对于初登战场的我来说，一切都显得有些茫然和无措，只是听从指令运输着物资和武器。部队的伤亡很大，每天都有不少负伤和牺牲的战友。干了三天，我便接到任务，后续每天和伤烈组负责将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用卡车运回国内。 就在第一次出任务的时候，我遇到了林萍。她是一个重庆姑娘，之前在野战医院当护士。战争开始后，她也跟着队伍来到了前线。 林萍虽然个子不高，但动作麻利，经验丰富。对于负伤的战士，她总是不厌其烦，细心地照顾，耐心做着心理辅导，尽量减轻伤员们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 我因为和母亲学过一点粗浅的医术，在运输伤兵的时候，也能给她搭把手。第一次配合，我们就显得很有默契。 运输伤兵和烈士遗体的任务，看起来轻松，危险程度也不高。但实则不然，战场通往国内的公路边，经常会有越军的一些散兵游勇放冷枪，搞埋伏和偷袭，驾驶员和伤烈组的战友们也面临极大的危险。 2月25日，高平之战爆发，大量的伤员和遗体被收容。下午我和林萍以及伤烈组的另外两名战友，将伤员和烈士遗体往国内送去。 送完后，傍晚时分，我们又赶忙踏上了返程。因为同行的战友太过于疲倦，他便坐在后面车厢休息，林萍坐在副驾驶位，帮我观察路况和周边的情况。 刚开始一路上还算顺利，但我们都没敢放松警惕，哪怕嘴里聊着天，也丝毫不敢分散注意力。这时候，突然传来了枪响，我们遭遇了敌人的埋伏，我大喊了一声：“小心！”便伸手按倒林萍，俯身下去。 但我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拍，林萍的肩膀中弹了，鲜血溅出来喷到了我的脸上。待枪声稍微停歇后，我急忙下车，将林萍扶下来背在背上。车厢内的战友也从车上跳了出来，我背着林萍，迅速隐蔽到公路边的山上。 过了几分钟，大约有一个班的越军摸了过来，包围了汽车。看到车上没有人后，他们也没过多停留，而是用汽油，一把火将车点燃，然后扬长而去。 我和战友在帮林萍处理伤势，看着熊熊火光，我们咬碎了牙，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林萍的肩膀受伤，简单处理之后，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当务之急是赶忙送回医院救治。 等待了半个多小时，我确认那群越南士兵已经离开了，便悄悄回到被袭击的地方查看情况。卡车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了铁架子，该怎么把林萍送回呢？ 此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心急如焚，但也只能等。这时候驶来了一辆卡车，刺眼的车灯远远都能看见。我猜大概率是自己人，因为敌军正面战场已经被击溃，都流窜到山里去了。我在路边点燃了一堆篝火，将帽子摘下来，站在旁边的石头上拼命挥手示意。 来车驾驶员看到篝火，还有人影，也提高了警惕。我冒着被人一枪干掉的风险，没有躲避依然在那里招手。等车开近后，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熟人，团部汽车班的张大海。 张大海也认出我来了，停下了车。我来不及跟他寒暄，赶忙招呼还在隐蔽的战友背着林萍出来。将林萍安顿到车厢里，简要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便催促张大海赶紧掉头回去。 张大海也没二话，直到深夜，终于将林萍送到了战备医院。所幸耽搁时间不多，林萍的伤势虽然看起来严重，但还暂时危及不到生命。 在林萍治疗期间，我又往返于战场和国内，运输伤员和烈士遗体。随着战事的进行，越军的颓势也越来越明显，路上终于太平了不少。 但我心里一直挂念着林萍的伤势，但可惜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我也没有时间去探望她的伤情。3月15日，上面下达了撤军命令，我也重新回归二营汽车班，到东罗矿务局休整。 我终于再一次见到了林萍，她的手术已经做完了，肩膀子弹也已经取出。但伤筋动骨一百天，林萍还得在医院躺着恢复。 看到我后，林萍也非常高兴，她已经知道了受伤的经过，感谢我关键时刻救了她的命。我们聊了许多，最后她黯然说道：她这次负伤，即使肩膀的伤恢复，也会留下后遗症，她留在部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说了一些安慰她的话，待她情绪稍好后，我们约定，即使她退伍了，也要常写信联系。 4月中旬，我们返师回营，一路经过南宁、柳州、桂林，在兵站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郑州兵站，我们还看了一场豫剧演出，直到5月初，才返回安阳驻地。 林萍出院后，于当年的6月，退伍回了重庆万县城口老家。在她回家后不久，我便收到了她的来信。 信中她说了自己的恢复情况，表达出对军队生活的眷恋。她被安置在了当地的卫生院，在病案室做文职工作，但她更希望从事医学方面的工作，但又痛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看到她在信里的埋怨之语，我安慰她，那份工作比较轻松，空余时间也比较多，既然想要在医学上有所追求，不如参加中专函授，一方面能提升专业，一方面也能提高学历。 林萍听取了我的意见，她筛选后最后选了泸州卫生学院（现在的泸州医学院）的中专函授班，主修药学。而我在部队，依然干着自己汽车兵的专业，东奔西跑地执行任务。 1981年初，我们这批兵服役到期，大部分人都纷纷退伍。来时做的闷罐车，返程时坐上了绿皮火车，待遇提高了不少。 这几年，我和林萍的联系频繁，心里都有了彼此。此时她还在函授中专，而我也亟须找到新的方向。我们都还年轻，需要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一起努力。 回乡后，我进了安康大竹园煤矿的运输科。一开始从普通驾驶员做起，凭借着过硬的驾驶技术和部队练就的优良作风，1983年我便被提拔为车队队长，1985年升任副科长。 同年，我和林萍也顺理成章地结了婚。从1979年相识，到1985年结婚，我们也算是经历了6年的长跑，最终收获了幸福的爱情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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