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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4年，英国已经开始议论披头士的文化、政治立场。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形容他们是一群让人感觉愉悦的小孩；而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了哲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则认为披头士在工人阶级青年和中产阶级学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创造了一道抵抗失去连结的成人世界的共同阵线。然而伊格尔顿这一看法是孤立无援的，被淹没在一片批判“披头士文化”的社会影响的声音中。十年之后，争论重燃。这时披头士已经解散了，列侬放弃了他的激进政治活动，回归了家庭。这时英共开始对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进行系列的讨论，但是党内对于披头士的政治价值的看法也是分裂的。不少“同志”认可披头士在1963-64年之间的激进价值，认为这个时候披头士表达了青年和工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精神。但是其他“同志”指责披头士是在“他们的金钱堆上沉思”，以及他们的歌里唱的“正在变好，每时每刻都在变好”或者“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那你不用算上我”其实诉说了一种极端保守而非革命的文化。 不过，英国新左派其实也听到了早期披头士歌曲中传达出来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叛逆声音。歌曲《真爱无价》（Can’t Buy Me Love）表达的反资本主义信息，就引起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当时还是牛津大学学生的特里·伊格尔顿直言披头士超越了阶级的差异，将英国的年轻人联合起来去反抗成人的世界。共产主义活跃人士认为披头士狂热表达了年轻人的尊严。他们乐于看到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披头士做到了这些。然而工党的期刊《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严厉地批评了这个乐队所代表的堕落的文化。这个报纸的编辑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几年后就叛逃到保守派，指责披头士的歌带来的美国化和低劣品味。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流行文化的影响贯穿了整个西方文化，披头士被加冕为一代人的领袖，他们的保守、和平的文化便成了左翼必须去回应的问题。 七十年代初，英共组织了一场关于英国青年文化的论争。这场论争中谈及作为六十年代青年文化意见领袖的披头士以及列侬在七十年代初的激进立场。这些共产主义者声称，1967年以来，英国的青年文化变得异质化，而这归因于以下三方面：工人阶级的经济处境的恶化重燃了阶级斗争；布尔乔亚学生运动的倒退，脱离了他们的工人阶级盟友；“地下运动”分裂，乌托邦团体在1967年达到了影响力的最高峰。而在左翼看来，带领了这个时期青年文化的披头士，开始在工人阶级青年中失去了他们的领导地位。他们的歌，“每时每刻在变好”在这个时候必然不能召集西方城市中的工人阶级青年。 新左派认为滚石乐队（成员来自中产阶级）才真正表达了1968年的英国年轻人的革命精神。这一年，《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理查德·默顿（Richard Merton） 和阿兰·贝克特（Alan Beckett）称“披头士不会偏离罗曼蒂克惯例太远：他们的作品在最重要的时刻是怀旧的和空想的，两者格外地把英格兰中产阶级的传统神圣化”。作为英共的领导之一的贝克特直言，“许多披头士的作品都有一种危险，一种疯狂否定的趋势——否定亲密关系中存在困难，否定那些不能立即就如魔法般轻易获得的东西。表达他们那些典型的自傲和自恋的主题时，滚石批判了这种轻易获得的亲密关系，然而披头士从来没有做到。”当年英国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深成员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数年后写道，无疑滚石乐队比起披头士更强烈地表达了时代的革命精神。阿里的朋友约翰·海伊兰（John Hoyland）则明确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滚石乐队都意识到了那些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是构成20世纪下半叶最具戏剧性的事件，而与此同时，披头士却只懂得金钱的语言。 1968年夏天，披头士发行了歌曲《革命》，引起许多讨论。美国的激进者声称披头士背叛了初衷，并且给这首歌起了一个外号——“令人惋惜的小布尔乔亚因恐惧而发出的哭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控诉披头士把歌出卖给资本主义，声称这部作品是为统治阶级辩护。《黑矮星》（Black Dwarf）杂志认为披头士是在明确地为他们的资本家投资护航，希望他们将如克里夫·理查（Cliff Richard）那样被公众遗忘。而当时列侬通过《黑矮星》给约翰·海伊兰的回信就回应了左翼对他们的指责，提出披头士不相信革命：“告诉我一个成功的革命……你摧毁了它——而我将会在这之上建起它”，而他接着表明“不要指望我会在街垒上，除非这之上有花。” 1968年，披头士通过一首《革命》尝试把他们自身表现为英国秩序和克制的象征。他们将自身的精力放在他们的音乐制作公司“苹果”公司、他们的专辑《披头士》、以及关于他们那部给成人和小孩观看的幻想电影《黄色潜水艇》（The Yellow Submarine）的争论上。同年，列侬、麦卡特尼和哈里森都在忙于应对私人生活中的危机。可以说，他们做了所有的事，就除了关心他们身边的以及其他的欧洲首都街头发生的骚乱。 法国的导演、毛主义的支持者让·吕克·戈达尔（Jean Luc-Godard）就直接批评披头士在政治上的冷漠。他当时准备在英国制作一部关于应该激进左翼组织的电影，试图与披头士合作，但是披头士拒绝了。而后戈达尔选择了与滚石乐队合作。滚石乐队的歌《怜悯恶魔》被收录进他的电影《一对一》中。因为这件事，愤懑的戈达尔和其他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一道指责披头士是一个已经腐化的乐队，并且直言列侬在政治上冷感。列侬则回应这是因为披头士拒绝了参与电影的制作，另外他自己没有什么兴致去摧毁现存的机制。 不过，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关系这个时候刚开始。在小野洋子的影响下，列侬变得激进起来。自1969年开始，列侬日益卷入英国激进左翼组织的政治事件中。他和英国激进左翼的领导者塔里克·阿里还有罗宾·布莱克本交好，而且至少在他的公开发言中，改变了一些他对昔日作为披头士成员身份，阶级结构和英国政局的说法。离开英国去纽约后，列侬继续保持和激进左翼组织如“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s）的联系。然而，这段政治活跃期并没有持续很久。他和小野洋子分开一年半后又决定一起生活，建立家庭，他也因此远离了政治活动。在列侬最后接受《花花公子》（Playboy）的采访时，他试图切割掉他过去政治活跃的时光。他说作为一个本真的不列颠人，“他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我为了钱工作，我想变得富有。所以管它呢——如果这是一个悖论，那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其他三个披头士成员没有参与这个采访，但是他们大概会认同列侬说的每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