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天，我爹在厂里卸煤时藏了半筐炭渣，被保卫科刘干事揪住了。那时候家里六口人挤两间平房，冬天全靠一个小煤炉取暖，买不起整煤，只能捡些碎渣对付。刘干事也没上报，只黑着脸让我爹每周末去他家帮着修鸡窝、通烟囱。我爹老老实实干了三个月，开春时刘干事调到外地去了，这事再没人提起。 八年后刘干事突然回来了，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坐着吉普车直接找到我家。原来他当年是借调去参加什么保密项目，现在项目成了，他也调回局里当处长。我爹搓着手站在门口，脸涨得通红。刘处长从包里掏出个信封放在桌上，说是当年我爹帮他干活，该补的工钱。我爹死活不肯要，两人在屋里推来推去，最后信封掉在地上，散出来一叠粮票和油票。 刘处长走后的第三天，街道王主任上门来了，说棉纺厂托儿所缺个烧锅炉的临时工，问我想不想去。那年我刚满十八，在家待业快两年了。我爹愣了半天，才想起来托儿所归哪个单位管——正是刘处长现在所在的工业局下属单位。 我去报到那天，管后勤的老赵头把我领到锅炉房，指着墙上泛黄的操作规程说：“每天五点半来点火，晚上八点封炉，别早别晚。”锅炉房又小又黑，煤堆占了半个屋子。老赵头临走前又折回来，压低声音说：“刘处长打过招呼了，你好好干。” 烧锅炉这活计，看着简单，其实讲究不少。煤添多了浪费，添少了暖气不足，楼上孩子午睡容易着凉。我干了半个月，慢慢摸出门道来。有一天下午，老赵头带着个穿蓝工装的女人来检查暖气管道，那女人在锅炉房转了两圈，突然问我：“夜里是你值班？”我点点头。她没再说什么，跟着老赵头出去了。后来才知道，她是托儿所的孙所长。 月底发补贴，我领到十五块钱和五斤粮票。会计多给了我两张澡票，笑着说：“孙所长让给的，说烧锅炉身上脏。”我把钱和粮票交给我爹，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下月初二，你买两瓶酒，咱去刘处长家坐坐。” 刘处长家住在局机关大院最里头一栋楼。我们晚上七点多去的，开门的是他爱人，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刘处长正在客厅看新闻，见我们来了，起身招呼。我爹把酒放在门边，结结巴巴说了些感谢的话。刘处长摆摆手，问了我几句工作上的事，然后对我爹说：“老陈，孩子年轻，临时工不是长久之计。下个月局里车队要招几个学徒，你让孩子去考一下。”我爹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洒在裤子上。 考学徒要过三关：笔试、实操、体检。我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笔试那关差点没过。好在实操考修轮胎和换零件，这些年在家里帮我爹修自行车练出来了。放榜那天，我名字在倒数第三个。老赵头在锅炉房门口拦着我，递过来一个油纸包：“孙所长让给你的，说吃了好好干。”里头是三个肉包子。 去车队报到前，我去托儿所办手续。孙所长在办公室等我，从抽屉里拿出个崭新的帆布工具包：“这个你带着，干活用得上。”我接过来，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扳手、钳子、螺丝刀一套齐全。我想说谢谢，孙所长已经起身去开文件柜了，背对着我说：“走吧，别误了报到时间。” 车队在城西，二十多辆解放卡车，七八台吉普带我的师傅姓吴，黑脸庞，说话像打雷，第一天他就说：“在我这儿，勤快比聪明管用。”每天早上我提前半小时到，把工具擦一遍，热水打满。吴师傅看在眼里，教得也实在。怎么听发动机声音判断故障，怎么用最少的零件修好车，这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他一样样拆开了讲。 三个月后我第一次单独出车，是去邻县拉建材。吴师傅检查了一遍车况，把方向盘交给我：“六十公里，两个半小时来回，赶上午饭。”那天路上卡车不多，我开得稳当，提前二十分钟回到车队。吴师傅没说话，只是下午派活时，把去火车站接人的任务也派给了我。 那年春节，刘处长爱人送来一网兜苹果，说是老家捎来的，太多吃不完。我娘用旧毛线织了副手套让我送去，刘处长试了试，正好合适。开春后车队转正名单下来，我在其中。我爹去副食店买了瓶最贵的酒，晚上自己喝了小半杯，醉醺醺地说：“人这一辈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遇上拐弯了。” 吴师傅后来告诉我，当年车队本来只要五个人，是刘处长又争取了两个名额。我说我知道。其实我不知道的是，孙所长和刘处长爱人是中学同学，托儿所那套工具，是刘处长爱人准备的。这些事像老卡车上的零件，这个连着那个，转起来才走得动。 我在车队干了八年，从学徒变成师傅。吴师傅退休那天，我把工具包还给他——当年他托孙所长转交给我的，其实是他自己第一套工具。他接过已经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拍了拍座位：“明天你坐这个位置。”后来车队改成运输公司，我当了车队长。刘处长退休前一年，他儿子结婚，我开了辆卡车去帮忙拉家具。新房里堆满东西，刘处长指着几个旧箱子说：“这些不用搬上来，放车库就行。”我搬箱子时，有个箱子散了，掉出来一本硬壳笔记本。翻开一看，是当年那个保密项目的值班记录。最后一页写着：1975年12月7日，煤场巡查，老陈取炭渣未报，已安排周末协助处理杂务。下面还有行小字：家中确有困难，酌情处理。#知遇情感

九三年买的万科股票，压了床底三十年，打开账户时我手都抖成了筛子 1993年的深圳，红荔路的梧桐叶被秋风吹得哗啦响，我攥着那张两万块的存折，手心的汗把纸都洇皱了。那年我二十八，在国营电子厂当车工，一个月工资三百出头，而这两万块，是我爹妈在乡下刨了半辈子地，喂了十几年猪攒下的娶媳妇钱。 可那时候的深圳，空气里都飘着"发财"的味道。报纸上天天登着"深发展""原野"的神话，说有人揣着几千块入市，半年就翻了十倍。我们厂子里的老工友，一下班就扎堆聊股票，眼睛里全是红血丝。我看着车间里锈迹斑斑的机床，想着这辈子难道就耗在这油污里了?心一横，揣着存折就往证券公司跑。 那家新开的君安证券，门面就几间小平房，墙上挂着个闪闪烁烁的电子屏，红的绿的数字跳得人眼晕。我挤在人群里，啥也不懂，就听旁边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瘦子扯着嗓子喊："买万科!跟着王石走，喝稀饭都比在厂里吃糠强!"我就知道万科是盖房子的，心里琢磨着中国人哪能没房子住?索性把存折往柜台上一拍："同志，两万块，全买万科!"柜台小妹头也没抬，甩给我一沓单子，我签名字的时候，手都在抖。 拿到那张淡蓝色的股东卡，我跟供财神似的揣在怀里。头一个月，我跟魔怔了一样，每天下班先冲报亭买《证券时报》，趴在马路牙子上找"万科A"的名字。涨了五毛，晚上回家能多吃一碗饭；跌了一块，我能坐在院子里抽半包烟。对象晓娟看我这模样，叹着气劝："建国，咱就是普通人，别做那一夜暴富的梦。"我当时鬼迷心窍，冲着她吼："你懂个屁!等我赚了钱，让你住大房子!"吼完就后悔了，可话已经说出口，收不回来了。 没成想牛市跟昙花似的，说没就没。大盘一天比一天绿，我的两万块先是缩到一万五，后来又跌到一万二。我盯着报纸上的数字，腿都软了。1997年，厂子终究是黄了，我拿着几百块遣散费，在街上游荡了一天。不敢回出租屋，怕看见晓娟担忧的脸；更不敢往老家打电话，怕爹妈知道我把娶媳妇的钱亏了。那天晚上，我坐在立交桥底下，看着来往的车灯，眼泪混着鼻涕往下掉，把那张股东卡掏出来，狠狠塞进床底下装旧信的铁皮饼干盒里这辈子，再也不想碰股票这东西了。 为了糊口，我蹬过三轮，摆过地摊，后来托老乡找了个小区保安的活，一个月六百块。晓娟没嫌弃我穷，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嫁了我。她在菜市场摆摊卖菜，一双原本嫩生生的手，没多久就磨出了厚茧，算账的时候手指上全是裂口。我看着她凌晨四点就去批发市场进货，回来还要给我煮面条，心里跟刀割似的，恨自己没本事。 儿子出生后，日子更紧巴了。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一样过苦日子，辞了保安的活，跟老乡凑钱买了辆二手解放卡车跑长途。那几年，我一年有三百天在路上，吃的是泡面，住的是驾驶室，困了就靠在方向盘上眯一会儿。晓娟在家又带孩子又摆摊，头发早早地白了。我们搬了三次家，从没窗户的农民房，到有独立卫生间的筒子楼，日子虽然慢，但好歹在往前走。那个铁皮饼干盒也跟着我们搬来搬去，有次大扫除晓娟翻出来，问我要不要扔，我看了一眼"君安证券"四个字，心里揪了一下，说："扔了吧，不值钱的玩意儿。"可晓娟还是把盒子擦干净，又塞回了床底。 一晃到了2023年，我六十了，卡车开不动了，在朋友的仓库里做夜班管理员，一个月四千块。儿子大学毕业进了互联网公司，谈了个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亲家那边提了个要求：要在市区买套房，首付两百万。我们老两口把所有存款翻出来，也就三十万，离两百万差着十万八千里。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喘不过气，晓娟偷偷抹眼泪，我坐在阳台抽烟，一夜没合眼。 鬼使神差地，我想起了床底下的饼干盒。哆哆嗦嗦地把盒子拖出来，翻出那张泛黄的股东卡。三十年了，这卡还能用吗?哪怕里面只剩几百块，也是个念想。第二天一早，我揣着卡跟晓娟说出去转转，坐上公交车往红荔路走。深圳早就变了样，当年的小平房成了亮晶晶的玻璃大厦，门口挂着"国信证券"的牌子。 我捏着卡走进去，一个年轻姑娘抬头问我办什么业务。我把卡递过去："姑娘，你看看这卡还能用不?"她接过卡撇撇嘴："君安证券?这是哪年的老古董了?""93年的。"我小声说。"大叔，您开玩笑吧?我们公司94年才成立呢。"我当时就蔫了，转身想走，一个穿西装的经理走了过来，接过卡看了看："大叔，君安证券后来合并重组了，现在归我们国信管。我帮您查查账户吧。" 他把我带到VIP室，倒了杯水。那一个小时，我坐立难安，手心的汗把裤子都浸湿了。终于，经理拿着一张A4纸进来，把纸递到我面前："您自己看吧。"我接过纸，眼睛只盯着最下面的"总资产"，一个数一个数地数：个， 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后面还有个"亿"字?一亿三千万!我手里的纸"啪"地掉在地上，手抖得跟抽风似的，嘴里发出"嗬嗬"的怪声，眼前一黑差点栽过去。经理赶紧扶着我，掐人中，喂水，好半天才缓过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出证券大厦的，路过一家金店，鬼使神差地走进去，指着柜台里最粗的金链子说："包起来。"拎着沉甸甸的袋子往家走，到家时已经半夜了。晓娟还在客厅等我，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赶紧问怎么了。我把那张纸拍在桌上，又打开金店的袋子。晓娟看着纸上的数字，嘴唇哆嗦着："建国，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第二天，晓娟陪着儿子和准儿媳去看房，当场就交了定金。亲家那边知道后，打电话过来嘘寒问暖，热络得跟失散多年的亲人似的。我辞了仓库的活，买了辆奔驰S级，回了趟乡下老家。爹妈坟头的草长得比人高，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爹，娘，儿子不孝，现在有钱了。"村里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以前对我爱答不理的村长，现在一口一个"建国兄弟"。我拿出十万块给小学校长，让他给孩子买新桌椅，装空调，然后开着车回了深圳。 现在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可我总觉得空落落的。回头想想，这三十年，起起落落，最难得的不是突然来的财富，而是晓娟陪我吃的那些苦，是我跑长途时她在家的守候，是我们一家人咬着牙往前走的日子。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正踏实的，还是身边有人陪着，有日子可奔。#理财

九三年买的万科股票，压了床底三十年，打开账户时我手都抖成了筛子 1993年的深圳，红荔路的梧桐叶被秋风吹得哗啦响，我攥着那张两万块的存折，手心的汗把纸都洇皱了。那年我二十八，在国营电子厂当车工，一个月工资三百出头，而这两万块，是我爹妈在乡下刨了半辈子地，喂了十几年猪攒下的娶媳妇钱。 可那时候的深圳，空气里都飘着"发财"的味道。报纸上天天登着"深发展""原野"的神话，说有人揣着几千块入市，半年就翻了十倍。我们厂子里的老工友，一下班就扎堆聊股票，眼睛里全是红血丝。我看着车间里锈迹斑斑的机床，想着这辈子难道就耗在这油污里了?心一横，揣着存折就往证券公司跑。 那家新开的君安证券，门面就几间小平房，墙上挂着个闪闪烁烁的电子屏，红的绿的数字跳得人眼晕。我挤在人群里，啥也不懂，就听旁边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瘦子扯着嗓子喊："买万科!跟着王石走，喝稀饭都比在厂里吃糠强!"我就知道万科是盖房子的，心里琢磨着中国人哪能没房子住?索性把存折往柜台上一拍："同志，两万块，全买万科!"柜台小妹头也没抬，甩给我一沓单子，我签名字的时候，手都在抖。 拿到那张淡蓝色的股东卡，我跟供财神似的揣在怀里。头一个月，我跟魔怔了一样，每天下班先冲报亭买《证券时报》，趴在马路牙子上找"万科A"的名字。涨了五毛，晚上回家能多吃一碗饭；跌了一块，我能坐在院子里抽半包烟。对象晓娟看我这模样，叹着气劝："建国，咱就是普通人，别做那一夜暴富的梦。"我当时鬼迷心窍，冲着她吼："你懂个屁!等我赚了钱，让你住大房子!"吼完就后悔了，可话已经说出口，收不回来了。 没成想牛市跟昙花似的，说没就没。大盘一天比一天绿，我的两万块先是缩到一万五，后来又跌到一万二。我盯着报纸上的数字，腿都软了。1997年，厂子终究是黄了，我拿着几百块遣散费，在街上游荡了一天。不敢回出租屋，怕看见晓娟担忧的脸；更不敢往老家打电话，怕爹妈知道我把娶媳妇的钱亏了。那天晚上，我坐在立交桥底下，看着来往的车灯，眼泪混着鼻涕往下掉，把那张股东卡掏出来，狠狠塞进床底下装旧信的铁皮饼干盒里这辈子，再也不想碰股票这东西了。 为了糊口，我蹬过三轮，摆过地摊，后来托老乡找了个小区保安的活，一个月六百块。晓娟没嫌弃我穷，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嫁了我。她在菜市场摆摊卖菜，一双原本嫩生生的手，没多久就磨出了厚茧，算账的时候手指上全是裂口。我看着她凌晨四点就去批发市场进货，回来还要给我煮面条，心里跟刀割似的，恨自己没本事。 儿子出生后，日子更紧巴了。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一样过苦日子，辞了保安的活，跟老乡凑钱买了辆二手解放卡车跑长途。那几年，我一年有三百天在路上，吃的是泡面，住的是驾驶室，困了就靠在方向盘上眯一会儿。晓娟在家又带孩子又摆摊，头发早早地白了。我们搬了三次家，从没窗户的农民房，到有独立卫生间的筒子楼，日子虽然慢，但好歹在往前走。那个铁皮饼干盒也跟着我们搬来搬去，有次大扫除晓娟翻出来，问我要不要扔，我看了一眼"君安证券"四个字，心里揪了一下，说："扔了吧，不值钱的玩意儿。"可晓娟还是把盒子擦干净，又塞回了床底。 一晃到了2023年，我六十了，卡车开不动了，在朋友的仓库里做夜班管理员，一个月四千块。儿子大学毕业进了互联网公司，谈了个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亲家那边提了个要求：要在市区买套房，首付两百万。我们老两口把所有存款翻出来，也就三十万，离两百万差着十万八千里。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喘不过气，晓娟偷偷抹眼泪，我坐在阳台抽烟，一夜没合眼。 鬼使神差地，我想起了床底下的饼干盒。哆哆嗦嗦地把盒子拖出来，翻出那张泛黄的股东卡。三十年了，这卡还能用吗?哪怕里面只剩几百块，也是个念想。第二天一早，我揣着卡跟晓娟说出去转转，坐上公交车往红荔路走。深圳早就变了样，当年的小平房成了亮晶晶的玻璃大厦，门口挂着"国信证券"的牌子。 我捏着卡走进去，一个年轻姑娘抬头问我办什么业务。我把卡递过去："姑娘，你看看这卡还能用不?"她接过卡撇撇嘴："君安证券?这是哪年的老古董了?""93年的。"我小声说。"大叔，您开玩笑吧?我们公司94年才成立呢。"我当时就蔫了，转身想走，一个穿西装的经理走了过来，接过卡看了看："大叔，君安证券后来合并重组了，现在归我们国信管。我帮您查查账户吧。" 他把我带到VIP室，倒了杯水。那一个小时，我坐立难安，手心的汗把裤子都浸湿了。终于，经理拿着一张A4纸进来，把纸递到我面前："您自己看吧。"我接过纸，眼睛只盯着最下面的"总资产"，一个数一个数地数：个， 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后面还有个"亿"字?一亿三千万!我手里的纸"啪"地掉在地上，手抖得跟抽风似的，嘴里发出"嗬嗬"的怪声，眼前一黑差点栽过去。经理赶紧扶着我，掐人中，喂水，好半天才缓过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出证券大厦的，路过一家金店，鬼使神差地走进去，指着柜台里最粗的金链子说："包起来。"拎着沉甸甸的袋子往家走，到家时已经半夜了。晓娟还在客厅等我，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赶紧问怎么了。我把那张纸拍在桌上，又打开金店的袋子。晓娟看着纸上的数字，嘴唇哆嗦着："建国，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第二天，晓娟陪着儿子和准儿媳去看房，当场就交了定金。亲家那边知道后，打电话过来嘘寒问暖，热络得跟失散多年的亲人似的。我辞了仓库的活，买了辆奔驰S级，回了趟乡下老家。爹妈坟头的草长得比人高，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爹，娘，儿子不孝，现在有钱了。"村里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以前对我爱答不理的村长，现在一口一个"建国兄弟"。我拿出十万块给小学校长，让他给孩子买新桌椅，装空调，然后开着车回了深圳。 现在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可我总觉得空落落的。回头想想，这三十年，起起落落，最难得的不是突然来的财富，而是晓娟陪我吃的那些苦，是我跑长途时她在家的守候，是我们一家人咬着牙往前走的日子。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正踏实的，还是身边有人陪着，有日子可奔。#理财

1975年冬天，我爹在厂里卸煤时藏了半筐炭渣，被保卫科刘干事揪住了。那时候家里六口人挤两间平房，冬天全靠一个小煤炉取暖，买不起整煤，只能捡些碎渣对付。 刘干事也没上报，只黑着脸让我爹每周末去他家帮着修鸡窝、通烟囱。我爹老老实实干了三个月，开春时刘干事调到外地去了，这事再没人提起。 八年后刘干事突然回来了，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坐着吉普车直接找到我家。原来他当年是借调去参加什么保密项目，现在项目成了，他也调回局里当处长。我爹搓着手站在门口，脸涨得通红。 刘处长从包里掏出个信封放在桌上，说是当年我爹帮他干活，该补的工钱。我爹死活不肯要，两人在屋里推来推去，最后信封掉在地上，散出来一叠粮票和油票。 刘处长走后的第三天，街道王主任上门来了，说棉纺厂托儿所缺个烧锅炉的临时工，问我想不想去。那年我刚满十八，在家待业快两年了。我爹愣了半天，才想起来托儿所归哪个单位管——正是刘处长现在所在的工业局下属单位。 我去报到那天，管后勤的老赵头把我领到锅炉房，指着墙上泛黄的操作规程说：“每天五点半来点火，晚上八点封炉，别早别晚。”锅炉房又小又黑，煤堆占了半个屋子。老赵头临走前又折回来，压低声音说：“刘处长打过招呼了，你好好干。” 烧锅炉这活计，看着简单，其实讲究不少。煤添多了浪费，添少了暖气不足，楼上孩子午睡容易着凉。我干了半个月，慢慢摸出门道来。有一天下午，老赵头带着个穿蓝工装的女人来检查暖气管道，那女人在锅炉房转了两圈，突然问我：“夜里是你值班？”我点点头。她没再说什么，跟着老赵头出去了。后来才知道，她是托儿所的孙所长。 月底发补贴，我领到十五块钱和五斤粮票。会计多给了我两张澡票，笑着说：“孙所长让给的，说烧锅炉身上脏。”我把钱和粮票交给我爹，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下月初二，你买两瓶酒，咱去刘处长家坐坐。” 刘处长家住在局机关大院最里头一栋楼。我们晚上七点多去的，开门的是他爱人，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刘处长正在客厅看新闻，见我们来了，起身招呼。我爹把酒放在门边，结结巴巴说了些感谢的话。 刘处长摆摆手，问了我几句工作上的事，然后对我爹说：“老陈，孩子年轻，临时工不是长久之计。下个月局里车队要招几个学徒，你让孩子去考一下。”我爹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洒在裤子上。 考学徒要过三关：笔试、实操、体检。我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笔试那关差点没过。好在实操考修轮胎和换零件，这些年在家里帮我爹修自行车练出来了。放榜那天，我名字在倒数第三个。老赵头在锅炉房门口拦着我，递过来一个油纸包：“孙所长让给你的，说吃了好好干。”里头是三个肉包子。 去车队报到前，我去托儿所办手续。孙所长在办公室等我，从抽屉里拿出个崭新的帆布工具包：“这个你带着，干活用得上。”我接过来，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扳手、钳子、螺丝刀一套齐全。我想说谢谢，孙所长已经起身去开文件柜了，背对着我说：“走吧，别误了报到时间。” 车队在城西，二十多辆解放卡车，七八台吉普。带我的师傅姓吴，黑脸庞，说话像打雷。第一天他就说：“在我这儿，勤快比聪明管用。”每天早上我提前半小时到，把工具擦一遍，热水打满。吴师傅看在眼里，教得也实在。怎么听发动机声音判断故障，怎么用最少的零件修好车，这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他一样样拆开了讲。 三个月后我第一次单独出车，是去邻县拉建材。吴师傅检查了一遍车况，把方向盘交给我：“六十公里，两个半小时来回，赶上午饭。”那天路上卡车不多，我开得稳当，提前二十分钟回到车队。吴师傅没说话，只是下午派活时，把去火车站接人的任务也派给了我。 那年春节，刘处长爱人送来一网兜苹果，说是老家捎来的，太多吃不完。我娘用旧毛线织了副手套让我送去，刘处长试了试，正好合适。开春后车队转正名单下来，我在其中。我爹去副食店买了瓶最贵的酒，晚上自己喝了小半杯，醉醺醺地说：“人这一辈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遇上拐弯了。” 吴师傅后来告诉我，当年车队本来只要五个人，是刘处长又争取了两个名额。我说我知道。其实我不知道的是，孙所长和刘处长爱人是中学同学，托儿所那套工具，是刘处长爱人准备的。这些事像老卡车上的零件，这个连着那个，转起来才走得动。 我在车队干了八年，从学徒变成师傅。吴师傅退休那天，我把工具包还给他——当年他托孙所长转交给我的，其实是他自己第一套工具。他接过已经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拍了拍座位：“明天你坐这个位置。”后来车队改成运输公司，我当了车队长。 刘处长退休前一年，他儿子结婚，我开了辆卡车去帮忙拉家具。新房里堆满东西，刘处长指着几个旧箱子说：“这些不用搬上来，放车库就行。”我搬箱子时，有个箱子散了，掉出来一本硬壳笔记本。 翻开一看，是当年那个保密项目的值班记录。最后一页写着：1975年12月7日，煤场巡查，老陈取炭渣未报，已安排周末协助处理杂务。下面还有行小字：家中确有困难，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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