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川军排长王建堂刚蹬上山脊，突然日军尖兵窜出来，三把刺刀向他同时刺来。王建堂眼看着躲闪格挡不及，下意识地喊：“哎呀，遭了！” 那年盛夏，川军排长王建堂带全排执行侦察任务。他走在最前，光着黝黑脊梁，左手挽褪色军装，右手挎手枪，哼着川剧《空城计》，草鞋踩碎石沙沙响。 这是他第三次带队做这项工作，却没察觉山脊那头藏着危险。 王建堂刚蹬上山脊，三个头戴钢盔的日军尖兵突然从另一侧窜出来。最前面的日军大喊 “呀！”，三支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同时朝他刺去。 王建堂瞳孔骤缩，看清刺刀寒光与 “昭和” 字样，急得喊：“哎呀，遭了！” 千钧一发之际，身后传来机枪手范武的怒吼。接着，王建堂的右脚被一股大力扫中，整个人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三把刺刀全刺空了，左侧两把擦着他的耳畔划过，右侧那把扎进了他的左肋。鲜血立刻从伤口涌出，染红了他的军装。 范武的机枪随即响了，子弹朝着日军射去。王建堂忍着剧痛，看见三个日军胸口冒血，仰面倒在地上。 后来王建堂才知道，这三个日军是尖兵小组。后面的大部队听到枪声，马上撤退了。要是没有范武那一脚，他肯定活不成。 伤好后，王建堂成了连队副连长，负责管理全连一百多人的后勤军需。有一次发饷，一枚缺损的银元没法使用，他顺手把它装进了上衣口袋。 没人想到，这枚银元后来会救他一命。 1943 年秋天，常德会战打响。王建堂带领部队在洞庭湖畔设伏。日军乘坐汽艇想强行登陆，开阔的滩涂让他们完全暴露在我军的火力之下。 王建堂一枪击毙了敌军官，全连跟着开火。战斗结束后，他突然觉得小腹右侧剧痛，低头看见上衣右下口袋有个弹孔。 卫生员解开他染血的军装，发现一枚银元深深嵌在他右腹的肌肉里，周围的皮肤泛着青紫。原来子弹打在银元上变了形，没有这枚银元，他早受了重伤。 王建堂的军旅生涯里，这样的生死瞬间还有不少。1944 年夏天，茶陵县城攻坚战爆发。他带领几十人组成敢死队，攀着城墙突袭日军。 日军没防备，被打死四十多人。等日军援军反扑时，团部又派了一连人归他指挥。这场仗打了一昼夜。 巷战的时候，战友范武牺牲了。那个曾经用扫堂腿救过他的山东大汉，倒在了冲向城楼的路上。 王建堂捧着范武残缺的军牌，在战壕里哭了整整一夜。 这些战斗的背后，是王建堂和父亲王者成的家国大义。1937 年 “七七事变” 后，25 岁的王建堂在曲山场联络了 170 多个青年，组成了 “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 出征前一天，父亲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面用粗土白布做的旗帜。 旗子正中间写着一个斗大的 “死” 字，两侧题着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出征仪式上，这面旗震撼了所有人，县长成云章含着泪把旗交给了王建堂。 这面 “死” 字旗成了王建堂的护身符，也是川军的精神图腾。在长沙会战、鄂西会战中，他多次带领部队冲锋，四次负伤都没有退缩。 1943 年常桃会战，他带领部队缴获了日军三艘汽艇和作战地图，获得甲级勋章；茶陵战斗后，他又获得一枚甲级勋章。这些勋章的绶带上，全浸着战友的鲜血。 王建堂的军装口袋里，始终装着两样东西：那枚满是凹痕的银元，还有一张泛黄的家书。 家书是父亲 1938 年写的：“吾儿建堂，见字如面。闻你在前线杀敌，老父心甚慰。唯愿你谨记‘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就是这些话，支撑着他在无数生死关头挺直脊梁。 1949 年 12 月，王建堂随部在成都起义。1950 年 3 月，他脱军装回北川，当小学老师。 20 世纪 50 年代，他整理抗战史料，任县政协文史委员。1987 年，他在县文化馆凭记忆重绘 “死” 字旗，现陈列于北川抗震纪念馆，“死” 字依旧苍劲。 王建堂晚年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两枚甲级勋章，而是没给父亲丢脸。” 1992年，80岁的他在家中安详离世。 遗物里，除银元和家书，还有本泛黄日记。最后一页写：“今日见孩子围‘死’字旗，女孩问‘死’字为何大？我说：那时候，中国人宁愿死，也不当亡国奴。” 王建堂的故事藏着川军热血与中国人骨气，“死” 字旗是民族危难时的精神脊梁。#向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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