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双珠凤》之送花楼会 《送花楼会》为越剧传统剧目，由老同学乐迷团（前身为淮阴师专物理系81级小乐队）的资深乐迷泖舒深情演绎，该曲源自《双珠凤》，1917年由男班梅朵阿顺班首演于上海镜花戏园。20世纪50年代上海越剧院重新整理剧本，傅全香、陈少春等参与演出；1984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复排，夏赛丽、何赛飞主演，成为经典版本，供友友们欣赏。#中华文化 #聆听天籁之音 #《送花楼会》 #越剧名段 #好歌推荐

【科普小文】宗室麟昌偷窃案所见清末北京妓院情况 声明：此案旨在通过一手史料了解清末北京妓院的情况，请以批判的视角看待当时的社会风俗。 麟昌是没有爵位的闲散宗室，他的曾祖父名叫英蕴，曾任副都统，卒于光绪七年。英蕴生有四子，其中第一子崇谦，曾任宗人府理事官，卒于光绪十三年。第二子崇寿，官运亨通，曾任侍郎、副都统，卒于光绪三十三年。崇谦之子名为承荫，人如其名，他承受祖父和叔父的门荫（崇寿无子），出任三等侍卫，卒于光绪二十六年。承荫还有个同胞弟弟叫承惠，在承荫去世两个月后死于庚子之乱。而麟昌就是承荫的独生子。 麟昌生于光绪十一年，是承荫与嫡妻萨克达氏所生。他三岁时祖父去世，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同年叔父殉难，所以麟昌原与寡母萨克达氏倚靠在朝中当高官的叔祖父崇寿度日。虽然麟昌家里已经没有爵位，但受到高官叔祖父和殉难叔父的庇荫（崇寿和承惠均无子），他也得以出任礼部候补主事。理论上，如果麟昌踏实、努力，他可以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故事却朝奇怪的方向发展了下去。 原来，麟昌的父亲承荫故去之后，或是由于庚子之乱的影响，失去男主人的麟家难以维持，麟昌的寡母萨克达氏只能带着麟昌住在崇寿家中，旧有的家产逐渐变卖，生活水平严重下降。麟昌渐渐长大，虽然受门荫当了官，却不用心当差，只会吃喝嫖赌，成为流连于声色场所的纨绔子弟。麟昌沉迷声色，花费自然很大，便向母亲萨克达氏讨要。萨克达氏无法支持，训斥麟昌，母子关系因此不和。正巧，麟昌二十三岁这年，叔祖父崇寿去世，崇家也因绝嗣四散开来。崇寿的二继妻他塔喇氏是长善的三女儿，也就是瑾、珍二妃的堂姐，因此，崇寿的两个妾，都搬去长善之子志钧家里居住。麟昌正与母亲闹矛盾，于是也就跟着到志钧家里借住。 由于长善曾在南方任职，与南方士人有交情，所以当时有一些南方士人来北京读书、工作，暂无住处，也在志钧家里借住，其中就有江苏人张秉慈。因此，麟昌也与张秉慈结交。宣统元年五月，因为麟昌经常胡作非为，多次遭到志钧和崇寿之妾的训斥，麟昌自觉无趣，就从志家搬了出去（先搬到衙门，后搬到妓院）。不久后，同在志家借住的张秉慈考中法律学堂，于是张秉慈与几位同学一起凑钱，在法律学堂周边的铁匠胡同租了一个院子作为宿舍，搬过去居住，还一起雇了一名男仆伺候日常生活。麟昌听闻此事，在十月十四日前往铁匠胡同宿舍，与张秉慈闲谈。谈至深夜，便留宿在张秉慈房中。十五日早晨，张秉慈要去上早课，便起身出门，麟昌还在休息。待麟昌起床，院里只剩张秉慈的男仆伺候。麟昌在屋里闲坐，发现张秉慈屋内角落有公益银行支付簿一本，费用是1100两银子，还有泰昌洋货铺400两的兑票，他贪念顿起，将男仆支出去买东西，自己则把这支付簿和兑票都偷走，顺便还偷走了张秉慈的一件坎肩。接着，麟昌从宿舍离开，先去了公益银行，自称是张秉慈的弟弟，因张秉慈要回南方，急需用钱，故前来取钱，成功取出680两，换成银元约1000块（当时1块银元约为0.7两银子）。同月十七日，张秉慈发现支付簿和兑票丢失，因近几日只有麟昌来过，便认定是他作案。张秉慈去志家找麟昌，志家管家对他说麟昌已不在此居住，目前住在某妓院中，还说麟昌这两天“发了财”，据说还要买妓女当小老婆。张秉慈于是去妓院找到麟昌，将他带回宿舍，好言劝他归还，麟昌却拒不承认。张秉慈无奈只能报案，最后在妓女翠菱那里搜到麟昌存的银元，特别是还搜到了麟昌从张秉慈那里偷的坎肩，麟昌只能认罪。依照《大清律例》，盗窃120两以上应判绞监候，麟昌所盗钱财已经超过1000两，因此按照绞监候定拟。只不过，麟昌出身宗室，在法律上拥有特权，像斩监候和绞监候一般都不执行死刑，而是发配到盛京（沈阳）圈禁。而且麟昌犯案是在宣统元年，判决是在宣统二年，当时清朝已经朝不保夕，最后麟昌就一直在北京圈禁，并未做出下一步处分，直到清朝灭亡。 这原本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盗窃案，但由于麟昌是一个声色犬马之徒，把赃款都花在了妓院之中，因此，办案时，这些妓院的人员也留下口供，让我们可以窥探清末北京妓院的情况。 麟昌犯案时二十四岁，尚未娶妻，无固定居所，先后借住在叔祖父家和叔祖母娘家，后来搬到自己当差的衙门借住。因此他的财产除了一部分放在寡母那里外，只有一些日用品和常用衣物。麟昌喜欢去妓院，而且同时去多个妓院，根据后来的口供，他光顾的妓院有以下几家： 第一家，是王广福斜街（“八大胡同”之一）的“九顺茶室”（清代妓院常以某“班”“茶室”或“下处”为名），麟昌最喜欢去的妓院就是这家，他选中的妓女叫翠菱。档案里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翠菱的身世：她是广东省城人，原本姓冯，父亲没有提及，可能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原本在官员家里当仆人，后来官员到北京赴任，她们母女就一起来了北京。后来官员卸任回广东，她们母女没有钱回家，只能流落在京。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翠菱十六岁那年，她到“庆福班”下车（当妓女），后来转到“松凤班”。她在这两个妓院都属于“自卖”，就是并没有签“卖身契”，而是挂在妓院自行卖身，妓院的老鸨子只收一点手续费。根据翠菱自己说，在这两个妓院时，她是“跟母亲混事”，也就是受母亲管理。宣统元年五月，翠菱的母亲病重，没有钱治疗，于是翠菱认九顺茶室的老鸨子刘氏当干妈和“领家”，改姓王，也就是成为刘氏手下的妓女，但也没有签卖身契，而是按比例分账，并且向刘氏借了400块银元。不久，翠菱的母亲病逝，翠菱就用这400块银元发送了母亲。同年七月，麟昌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翠菱，他很喜欢翠菱，很快和她关系密切起来，于是从衙门里搬出来，把日用品和常用衣物都放到翠菱屋里，经常住在这里。麟昌缺钱时，曾经拿翠菱的一件皮袄去当，别的嫖客存在翠菱那里的金表也被麟昌借去佩戴，可以看出他们关系的密切。麟昌平时的嫖资大多赊账，住在妓院时常叫同街同和馆的饭菜来吃，也欠下近300吊钱。麟昌想赎走翠菱当自己的妾，但他又没有钱，只能干着急。十月十五日下午，也就是麟昌偷钱的当天，他来到妓院，给了翠菱37块银元赎当，又给了翠菱47块银元当私房钱、50块银元买鞋，并说以后要用200块银元赎翠菱。同月十七日，麟昌又来，说要带翠菱出去看戏，翠菱没去，麟昌生气，说要去别的妓院找别的妓女去。最后麟昌偷窃的赃款、赃物也都是在翠菱这里发现。 第二家，是石头胡同（“八大胡同”之一）的“全友小班”。麟昌在宣统元年九月开始去消费，选中的妓女叫高玉仙，天津人，当时十八岁。麟昌去过这里四次，前三次都没有“开钱”（付款），都是记账。最后一次去就是偷东西的十月十五日，麟昌来后，一共给了4块银元，算是四次的费用。这样算来，大概一次的费用是1块银元。麟昌在这里的花销较小，可能是因为他并没有和高玉仙发生关系，而只是“打茶围”。清末北京中等以上的妓院，客人要先购买茶水、瓜子，跟妓女在屋里聊天，叫“打茶围”。打过多次茶围，才可以发生关系。 第三家，是陕西巷（“八大胡同”之一）的“德顺小班”，也叫“德顺茶室”。麟昌在宣统元年九月初开始去消费，选中的妓女叫高玉卿，天津人，十七岁。去过多少次不清楚，住局（过夜）已经三次了。但一直只给了打茶围的钱，住局的钱都赊欠着。偷东西的十月十五日当天，麟昌去了德顺小班，给了他们25块银元还债，晚上又给了1块银元赏钱。 第四家，是位置不明的“翠福班”，麟昌在宣统元年八月十五之后开始去消费，选中的妓女叫全喜，上海人，二十岁。去过多少次不清楚，但已经可以住局了。九月十五日麟昌去消费，给了打茶围钱4块、住局钱6块、厨房饭钱3块、赏钱3块，共16块银元。 第五家，是火神庙夹道的“全乐茶室”，麟昌选中的妓女叫孙秀兰，去过十几次，住过两晚。十月十六日麟昌过去，给了欠款38吊铜钱，并给了1块银元。 第六家，是位置不明的“宝顺班”，只在口供里提及，麟昌欠这个妓院钱，他在十月十五日让全友小班的伙计帮忙送去欠款。 除此之外，档案还提及，有个名叫高翰臣的人，二十岁，江西人，在北京瓷器庄做生意。十月初一日他去德顺小班找朋友，朋友正好和麟昌一起在高玉卿屋里“打茶围”，因此与麟昌结识。初三、初四两天，高翰臣带着麟昌去“喜顺班”妓院，把自己相好的妓女赉喜介绍给麟昌，麟昌则另外选中了喜顺班的玉福，初八、初九两天，两人又一起去喜顺班消费。 这些记载不仅展现出当时北京妓院的消费水平，也从侧面展现了妓院的某些社交属性。包括麟昌在日常生活中吃饭、穿衣也欠下不少账，可能是因为德顺小班的房子比较宽敞，麟昌偷窃之后，就让各家商铺都派伙计去德顺小班找他，他在一间屋内会客，依次还清欠款。

明天，就这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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